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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于是，老汪又开始老调重弹，宣扬他的‘投降求和，忍辱负重’论。

    “也不知道思平和宗武那边谈得如何？”

    陈公薄说得是梅思平和高宗武两人。

    高宗武，现年33岁，早年留学日本，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，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，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，是当时国军政府里面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。

    中日开战以后，11月20日，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，溯江而上，向汉口转移。此时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，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私自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，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。

    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，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。

    结果，他的这一努力归于失败，董道宁留在上海，而得知情报的老蒋怒得让高宗武直接‘赋闲’。

    赋闲在汉口的高宗武耐不住寂寞，通过周海佛，加入了老汪这个志同道合的群体。

    梅思平，现年42岁，国军政治学院教授，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。也是通过宣传部长周海佛，加入了这个低调俱乐部。

    今年年初，周海佛给老蒋建议，‘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，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，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东洋的情报。’

    老蒋闻弦歌而知雅意，当然明白周海佛的潜意词。

    高宗武和近卫文麿的智囊，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，东洋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是同窗。

    而且和松冈洋右，川樾茂（原东洋大使），西义显（东洋特务）熟识。

    于是，老蒋立刻采纳了周海佛的建议。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，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。

    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，信笔填上了‘高特派员宗武’的字样。

    在2月22号，高宗武和梅思平飞往香港。

    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到上海，和董道宁汇合。

    3月28日，高宗武和梅思平带着东洋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，写给陆士学校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的暧昧信件，回到汉口。

    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老蒋，4月5日，老蒋召见高宗武‘面授机宜’。

    鼓励其‘为国为民，再接再厉。’

    5月30日，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，汇报‘所事渺茫’。

    7月5日，高宗武私自东渡东洋，陆相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、海相米内光政、国会议员犬养健、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。

    东洋提出，‘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’。

    高宗武主动向东洋推出了老汪。

    “归根结底，东洋现在不承认蒋政权，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，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。而且不管怎样，除汪精卫之外，就不容易找到别人。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，称道和平论，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。为此，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，开展和平运动，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。”

    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立刻‘欣然’的向高宗武表示，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，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，是要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，最初的爆破任务由汪来完成。如果‘和平工作’走上正轨，立刻通过汪的推荐，再改换成以蒋为正式谈判对手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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